高明的师傅在教导弟子时，必定要传授正确的法度准则，才能使学医者有所依循。但是由于唐宋以来的医家都喜欢独树一帜，各立规矩，却又不合乎中肯正确的法则，因而导致后世的学医者只要是信从张子和的就排斥刘河间，只要是推崇朱丹溪的就轻视李东垣。这当中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这些人都不能全面地了解医道。
因此，对于温病的治疗，自从晋代以来的医家都不能从《伤寒论》的范畴中跳出来，即使有些人有疑问也不敢提出来，以致当时许多医生在治疗温病时，用药毫无章法，导致因误治而死亡的患者不计其数。
一直到王安道才开始能分辨伤寒病和温病的差异，并且跳出《伤寒论》的框架，可惜他对温病的论述并不明确，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治法。明末的吴又可虽然摆脱《伤寒论》的框架，致力于温病的研究，但仍不够精确，仍然无法令人遵从。只有叶天士对于温病的论述与治法比较中肯明确，不过由于叶天士是苏州人，所接触的患者大多属于南方的病证，而且说明医案时太过简略而缺乏系统，很难让人深入了解。一直到吴鞠通编撰《温病条辨》后，温病的理论体系才真正形成。
《温病条辨》主要仿效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形式，虽然是为温病所著，实际上与《伤寒论》相辅相成。
《伤寒论》的理论基础是根据六经辨证，病证的传变是由表入里、由浅到深，这是属于横的发展；《温病条辨》的理论基础是根据三焦辨证，病证的传变是从上向下，虽然也是由浅到深，但却是属于纵的发展。因此，《温病条辨》与《伤寒论》的内容可以互为补充。如果能够真正掌握伤寒病，就不会对麻黄汤、桂枝汤的治法存有疑惑而不敢用；如果能够真正掌握温病，也就不会以治伤寒病的辛温法来治疗温病。
治疗伤寒病，应当以张仲景的方药为法则，再参考各家的注释即可。治疗温病，则应当对本书中的各类病证仔细分析与研究。对于所有疾病的诊治，都也不外这一纵一横，如果读者能把二者的内容融会贯通，细心体会，自然就不会有什么不能分辨的病证。
古人在设立方剂时，就已经融合治疗的法则在内，所以能运用自如而取得良效。然而，后世的医生对于病证的分辨毫无规律又不正确，即使开了处方，也取不到效果。所以在《温病条辨》书中，凡是有方剂的条文下，都注明是根据《内经》中何种治法，主要的用意是使学者能明辨病证，然后才能确认治法，在确认治法后，才能使用合适的方剂。因而有治法相同而处方不同的，也有所用的方剂相似而治法却不同的，如果稍有偏差，就不会见效。
《温病条辨》总共分为六卷：卷首主要是引用《内经》的原文作为纲领，并且详细批注每条原文，以阐明温病的理论基础；第一卷（上焦篇）收集了所有属于上焦的温病；第二卷（中焦篇）收集了所有属于中焦的温病；第三卷（下焦篇）收集了所有属于下焦的温病；第四卷(杂说)收集了逆证的救治以及病后的调理；第五卷和第六卷，专门论述妇产科和儿科的病证。
总之，《温病条辨》主要分为上焦、中焦、下焦3篇，以及原病篇和杂论、解产难、解儿难等篇，共有265条，载有方剂208首。在上、中、下焦篇中，论述了风温、温热、暑温、伏暑、湿温、秋燥、冬温、温疟及痢疾、痹证、黄疸等病证的症状和诊治方法。
《温病条辨》的特点为在每条之下皆有注释，可以对条文中重要的观点再进行阐述，这种自条自辩的写作方式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。此外，吴鞠通补充了许多前人所没有探讨的问题，特别是更加确定了辨证论治的规矩，使学医者能有准绳，在辨证时可做到正确无误，在用药时能注重先后缓急的次序，进而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，但又不会脱离规矩与法则。
学习本书时，不能只注意“条”的内容，而应把“条”与“辨”结合起来，互为补充，并要将全书前后互相参考，才能全面掌握《温病条辨》的内容。
由于《温病条辨》的内容十分广泛，吴氏不仅详细地阐述温病的医理，对于所用方剂中各种药物的功效也详加注明，由此可见，吴氏完全掌握了医圣张仲景“辨证与论治”的精髓。
限于篇幅，笔者认为凡是原著中关于药物说明的章节，以及比较浅显易懂的段落，只要读者能用心研读，就能明白其中的含意，因此不再多作翻译，敬请见谅！
本书的编写，着重说明上焦篇、中焦篇与下焦篇属温病的主要内容；至于卷首（温病的理论基础）、第四卷(杂说)、第五卷和第六卷（妇产科和儿科的病证），将择期另作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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